11月19日，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深圳市深港澳合作创新研究会、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联合主办的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论坛在深圳举行。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进入向纵深推进阶段，前海、横琴、南沙、北部都会区等项目推进，湾区逐渐形成中间突破带动两翼发展的格局。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企业来说，粤港澳大湾区对外开放程度、科技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企业发展迎来重大机遇。同时，处于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对于融入双循环、推进数字化改革等，粤港澳大湾区企业面临着不小挑战。
近年ob真人来，通过紧密合作与产业升级，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联动性、韧性已逐渐增强。其中，深圳作为与香港合作最紧密的珠三角城市，深港合作的引擎作用尤为重要。
“大湾区的企业已经在智能制造方面遥遥领先，香港应与珠三角城市共同创造未来的数字供应链。”冯氏集团主席冯国经表示。
在创新合作方面，目前大湾区的专利技术多来自于区外，美国、北京等地，区域还缺乏自己的原创性核心城市。他建议，希望能够善于利用香港的基础科学研究优势，将香港作为内地及大湾区新产品的持续市场和世界基地，即香港集中投入0到1的实验室研发阶段，同时也可以从事1到10的小批量试制生产阶段，从功能和市场接受程度两方面来完善产品。而珠三角各城市可以专注于10到10万的较大的规模市场测试，产品反复迭代创新的阶段，直到最终在珠三角或其它地区实现大规模的生产，并向全球推出。
冯国经表示，深圳是外销港资企业的主要所在地，可以通过深港合作，充分发挥深圳熟悉国内市场和大环境、香港熟悉国外市场的双重优势，并用好香港的国际网络，为为国内国际双循环做出贡献。
在贸易融资上，冯国经认为全球经济就业的复苏关键在于重整全球供应链和贸易，而贸易融资的角色最为关键。他建议，希望大湾区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能够充分利用香港的贸易融资功能，提升自己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能力，同时也推动香港升ob真人级为区域贸易融资中心，服务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而对于香港来说，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华润集团原董事长傅育宁表示，北部新城都会区的建设是香港主动提出融入国家城市发展的一次尝试和努力，它必将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产业链的发展。
目前，香港北部都会区仍处在规划的阶段，傅育宁建议，香港特区政府一方面需要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积极加快部署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各项工作，打造国际创新中心的新硬件。另一方面，也需要出台有关的政策，优化国际科创中心的新软件媒体报道，吸引全球科技人才，促进全球科技创新要素向香港聚集，吸引国内的优秀人才。
传统湾区经济的本质是以港通为基础，以创新要素作为驱动，以全球分工协作为核心，而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将在湾区经济的发展中起到基础性和引领性的作用。
中国信通院最新数据显示ob真人，2021年广东省数字经济规模大概是5.9万亿元，稳居全国第一，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7.5%。此外，从企业数量来看，会上数据显示，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领域的A股上市公司现在有306家，港股上市公司有904家，独角兽企业有30家，科创企业达到了28家。
腾讯集团副总裁、腾讯研究院总顾问杨健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数字湾区方面有着规模领先、组织活跃、技术创新引领、人才竞争力强、贸易面临新机遇、智慧城市承载数字服务等优势。
跟世界上主要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差距逐渐缩小，但在科技创新质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要素流动、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仍存在不小差距。
他建议，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共享，尤其是与民生关联最紧密的教育和医疗资源；以数字技术推进建设跨界协调机制，通过三地数据跨境开放共享和安全管理，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商贸、物流等数据跨境流动，利用区块链、隐私计算等数字技术手段来促进无形创新要素的价值流动，形成开放有序的数据要素交易市场；以数字技术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国际影响力，推广数字经济相关的技术ob真人、产品及其标准，利用数字经济加速金融开放，利用数字技术进一步地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与协同发展。
科技部原副部长张来武也表示，首先，在从工业经济社会向数字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关头，工业化思维面临着挑战或已经过时。其次，在外部不确定、后疫情时代以及科技数字化的技术日益变迁的时代，企业面临着更深入的改革和新时代开放双重挑战。
基于以上企业面临的难题，张来武认为，需将数字化与生态化相连，从工业化走向六次产业化。
他进一步表示，生态经济与工业经济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不同。第一，工业经济的核心是产品和服务，生态经济的核心是用户价值，这是核心的不同。第二，在模式上，工业经济以股权结构为主，生态经济则以链群结构为主，链群结构比股权结构更直接、更有效、更灵活、更适应用户价值的增值分享。第三，经营方式等方面有所不同。链群结构围绕用户的体验价值发展，在未来将是更重要的创业形式。